本篇明显地表现了王充向汉章帝献媚邀宠的精神状态。
王充认为，后代知道古代帝王道德高尚，主要是由于有得力的臣子加以
颂扬记载；汉代名声不扬，“咎在俗儒不实论也”。他指责那些“俗儒”、
“拘儒”、“育喑之儒”，“信久远之伪，忽近今之实”、“好称古而毁今”、
“涉圣世不知圣主”，或“知圣主不能颂”，致使汉代在“百代之下”。因
此，他在本篇中反复论述汉代“天下太平”，有待“鸿笔之臣”的颂扬。他
表白说：“今上即命，未有褒载，《论衡》之人，为此毕精。”他写《论衡》
就在于“为汉平说”，但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未受重用，因此“褒功失丘山
之积，颂德遗膏腴之美”。他希望能到皇帝身边工作，以便“论功德之实，
不失毫厘之微”，“彰汉德于百代，使帝名如日月”。